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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地下党在沧源的革命活动

时间:2016/10/11 14:53:28|本文来源:黄 刚(中共沧源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点击数:

 

沧源县历史沿革

 

沧源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北邻耿马县及镇康县,东北接双江县,东南与澜沧县相连,西面和西南面与缅甸国接壤。南北宽47千米,东西长86千米,总面积2445平方千米,国境线长147.083千米。全县辖6乡4镇93个村(居)民委员会,2015年总人口18.68万人。是一个以佤族为主体民族,聚居着傣、汉、拉祜、彝等民族的边陲小县。其中,佤族人口约占全县总人数的85%以上,分布于广大山区;坝区主要是傣族居住,其他民族则为杂居分布。

沧源,古时俗称佧佤山区或阿佤山区,部分地区称“葫芦王地”。 汉至三国、东晋时期均为哀牢地,属永昌郡。南朝属宁州。唐朝诏为银生节度地。宋大理为裸黑部地。元、明属孟定连土司管辖。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属云南省镇边直隶厅;光绪十七年(1891年),班洪王胡玉山受封为世袭土都司,勐角董土司罕荣高受封世袭土千总,阿佤山区与中央朝廷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民国初期,沧源尚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区划,东部的岩帅等地归属澜沧县,中部的勐省、勐董隶属耿马土司,西部的班洪归属镇康县,其余的部落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历代朝廷把沧源视为缴外之地,采取羁縻统治。民国二年(1913年)镇边直隶厅改称澜沧县。民国四年(1915年),沧源为澜沧第八自治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底,国民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沧源从澜沧划出设置沧源设治局,建立国民党党部,推行保甲制度。由于民族隔阂和土司、头人的割据势力,设治局未能完全行使职权,保甲制、部落头人制、土司制交错并存。

沧源县地理辖区的划分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41年前,沧源面积远远大于现在。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云南省民政厅第六科绘制的沧源设治局地图,沧源设治局面积为3248平方公里(现为2445平方公里),辖5乡3镇,共67保692甲,人口总数为l9744人。1941年6月,国民政府为争取盟军的支持,不顾边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对英国政府提出的中缅划界问题,无原则让步,通过外交换文的方式,在中缅交界划定了“1941年边界线”,将属于中国的户板等312.5平方公里和未明确归属的大蛮海等165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了英国的殖民地缅甸。

1948年1月4日,缅甸正式宣布脱离英联邦而独立,成立了缅甸联邦政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缅甸政府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缅两国邦交甚为良好。

1954年缅甸总理吴努访华。吴努总理与周恩来总理商谈,两国将互商滇缅界务问题,双方原则上同意。

1956年中国派出1800人之多的调查人员,又在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郭影秋的支持下,组建了“滇缅边界民族及历史研究小组”,组长徐嘉瑞、副组长侯方岳,组员尹明德、粱之相、夏光南、范义田、张凤岐。其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滇缅边境的中外文图书报刊记载资料。由周总理批准,北京图书馆由航空邮寄西文书刊,供小组查阅。

从1954年到1960年中国政府与缅甸政府进行了长达6年多的边界谈判和划定。1960年10月1日周恩来总理与缅甸联邦政府总理吴努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中国政府同意将绍兴、完冷、大蛮海等部落辖区划归缅甸;缅甸方面同意把按照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的规定属于缅甸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和“永和寨和龙乃寨”划归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此日,中缅边民2200余人在沧源县城勐董联欢,隆重庆祝“班洪、班老部落辖区”和“永和寨和龙乃寨”回归祖国。

从此,中缅两国存在的历时70多年(1897~1960年)的界务纠纷,得以彻底解决。

 

 

 

 

 

 

 

 

中共地下党在沧源的革命活动

 

一、中共地下党员李晓村在沧源的革命活动

 

李晓村(1909~1992),原名李得春,男,汉族,云南省普洱县勐先乡人。少年时在勐先两级小学读书,民国十三年(1924)考入普洱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于民国十七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并改名李时。同年秋,师范毕业后回到勐先小学任教,曾在当地手工业工人中组织“互济会”,传播革命思想。民国十九年春,受组织安排,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二十期学习。不久,被校方以“赤化嫌疑”开除学籍,被迫转移到普洱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民国二十年五月,因叛徒出卖在勐先被捕。后被其父劫狱救出,先后辗转于老挝、缅甸和西双版纳等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月,李时从境外进入澜沧,找到其结拜兄弟澜沧爱国人士、县教育局局长傅晓楼,并通过傅晓楼的关系,被时任地方自治筹备处副主任的龚志义委派到澜沧县第八区(岩帅、勐角董等地)登记户口。同时,为躲避国民党的通缉,改名吕筱(后为李晓村)。他到岩帅后,首先去拜访了田老四(即田粮长),在岩帅呆了一天后,就跟田粮长说要到勐董去。田粮长让他跟正好路经岩帅驻扎在勐董的澜沧团防大队分队正目(相当于班长)领着的十几个兵一同前去。到了勐董后,李晓村拜访了土司罕华相。李晓村对他说:“我是奉命来调查户口的,要实行地方自治了。”罕华相说:“你想到哪里调查都可以,我派人保护你。”这样,李晓先后到了糯良、班考、怕拍、丁来等地进行调查。

在勐董开展调查三个多月,到傣族开门节时,岩帅魏文成的父亲到勐董做生意,李晓村便跟着他回到岩帅,在魏家住了几天,对岩帅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

当时,岩帅最有名的数田老四(即田粮长),李晓村拜访过他几次,并和他交了朋友。在岩帅住了几天以后,李晓村便返回到澜沧。同年秋,受澜沧县教育局委派,到糯福基督教会学校任教。在糯佛教书时,岩帅一带读书的人很多,有时多达几百人,都是一些信奉基督教人家的子弟。李晓村和这些学生接触较多,对他们有所了解,也很有感情,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学会了拉祜语,学懂了一些佤语。这也为他以后到沧源开展革命工作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滇西抗战时期,李晓村、江枕石等进入沧源开展革命活动,筹划建立抗日根据地,李晓村这次是代表罗正明去访问勐董,目的是与勐董土司、耿马土司进行友好访问并建立一些帮助和支持。这次除拜访勐董土司外,凡是他原来认识和熟悉的人都拜访了。这次进沧源,达到了疏通关系、结交朋友、了解情况的目的,为后来罗正明所率的抗日游击斗争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李晓村后任阿佤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部军需、翻译室主任。

1950年,李扎谍攻打岩帅,李晓村奉命带着队伍来到岩帅援助,这次前后在岩帅住了几个月,与“二田”、李大等人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1950年9月,普洱地委专署通知:“国庆”一周年,要组织一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观礼。当时,云南的少数民族,尤其是佤族,去内地很不容易。地委认为李晓村在沧源熟人多,关系好,故特别派他到沧源做动员工作。李晓村首先到岩帅,动员“二田”、李大等人去,说:“你们去北京是民族大团结、对佤族有好处,对整个国家有好处。”当时,田兴武已是普洱专区副专员,他说他去北京有机会,因地方还很乱,李希哲和耿马的张太爷还在新地方作乱,地方很不安宁,故他叫李晓村带田兴文的儿子田子富、侄子田子明,还有肖子生、赵三保、魏文成、赵振兴等人去。

1955年底,李扎谍再次叛乱,李晓村又一次进沧源。他从昆明到双江、勐省、勐董、勐角。在糯掌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勐董,由勐董到勐省、班奈、岩帅。到岩帅后,区长赵安民派两个人送他到南栅,上允方面从南栅接他回到澜沧。

 

 

 

 

 

 

二、中共地下党员李培伦在沧源的革命活动

 

1948年秋,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上级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将城市大批党员和“民青”成员及进步青年学生疏散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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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命奔赴阿佤山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在昆明实行白色恐怖之际,李培伦接到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同志的通知,党组织决定派他到阿佤山开展革命工作,并要他到五华中学找个名叫魏文才(民青成员) 的学生,说魏的父亲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王子,拥有武装,对国民党的统治很不满,他愿意和你回去做争取他父亲的工作。李培伦向陈盛年提出将其同学“新盟”(新民主义青年联盟)成员王维仁(曾在国民党军官学校17期毕业,作过龙云护卫军官) 一起带走的请求,得到了陈盛年的同意。随后,李培伦、魏文才、王维仁一行3人在下关回合,跟着缅宁(今临沧)丁朝臣马帮结伙同行,经过10多天风餐露宿,过蒙化(今巍山)、顺宁(今凤庆)、云县到达缅宁,耳后到了双江县圈控魏文才哥哥魏文贵家住下,了解了佤山的一些基本情况后,随即向阿佤山前进。

11月,李培伦等人以“找事做”为名,跨过小黑江,走进阿佤山,找了一些人了解沧源情况。有人告诉他们沧源有佤族十几万人(包括境外部分地区),社会制度还保留着原始部落社会残余,由一个或几个氏族组成一个部落,各部落有自己的领地。每个村由几十户到几百户人家组成。由于部落之间互相兼并,小部落必须投靠大部落,才能保安全;几个部落又联盟,才能抗拒更强大的部落。各村寨都有“防御工事”,村寨周围用石块或荆棘作围墙,鸡犬不能出入,只留下一道或两道栅门供人畜出入。部落之间常因争土地、水源和放牧、狩猎等纠纷而引起械斗,个人之间的恩怨有时也会引发部落之间的血战。

沧源佤族与当地的傣、拉祜等民族的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的反动派统治,以及奸商欺诈盘剥,造成较深的民族隔阂,所以与汉族的关系十分紧张,佤族中流传“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可交朋友”的说法。国民党有个沈司令带着300多士兵,妄图武力征服佤山,结果招致全军覆没。一个国民党设治局长,带领卫兵40余人到岩帅来敲诈勒索烟款等,佤族人民不堪重负,奋起反抗,把这个设治局长和卫兵全部杀了。

岩帅虽是一个佤族部落社会,但政治情况相当复杂。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留下一个几千人的93师和一个军部,流窜在西双版纳、思茅、临沧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他们走私贩毒、贩卖军火、聚众赌博、敲诈勒索,挑拨民族关系、欺压各族人民,无恶不作,成了这些地区的太上皇。中校科长谢郁文和岩帅头人李大“打亲家”;与岩帅有实力的田子昌结为“兄弟”,收买控制了田子昌,田子昌对他言听计从。整个岩帅的军政大权落在了谢的手中。设在勐董的县设治局也全是国民党的人,被胡加旺、鲍文华、胡荣耀及一个澄江人所控制。县国民党书记长李忠诚和秘书赵芳城混在其间,里里外外层层包围着田兴文、田兴武等民族上层人物。还有从缅宁、双江逃窜来的地霸张钟万、傅启忠等,反动势力十分猖狂。

 

(二)寻找打开佤山革命工作大门的金钥匙

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如何在佤山开展革命工作,成为李培伦面临的最大难题。他原先设想的通过秘密工作,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斗争地主恶霸,建立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的一整套做法,在阿佤山根本行不通,也不现实。李培伦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云南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缅宁、双江已相继解放,普洱、澜沧人民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消息已传到了阿佤山这一客观有利形势,增强了开展好佤山革命工作的信心。在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探索总结的基础上,李培伦等经过反复冷静的思考和分析,认识到在佤山这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了民族上层头人,就是团结了这个民族。工作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先争取民族上层,再做群众工作,这是打开佤山革命大门的金钥匙。于是,李培伦等根据党的指示,结合沧源社会的实际情况,首先拟定了沧源革命初期的工作方针是:趁全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争取团结民族上层,通过头人团结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共同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们通过魏文成联系,多次和岩帅上层头人田兴武、田兴文和田子昌等人接触,在结交朋友的过程中宣传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同时,在实际生活中,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尽力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问题,逐步取得了岩帅上层头人们的喜欢和信任,为在沧源建立革命据点打下基础。

1949年1月底,“回国党组”领导的澜沧人民武装肖雨苍部追歼敌人至南栅。国民党澜沧县长阎旭、土司石炳钧、地霸白佩衡、毛鸿臣等一伙,狼狈地逃到沧源岩帅,煽动“二田”说“共产党马上要来打你们了,你们得准备。”“二田”对这伙人的言行没有明确表态。准备饭菜宴请他们,同时也邀请李培伦他们参加。李培伦等既不赴宴,也不和这伙人见面。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考验一下“二田”能否识破这伙人的反动面目。不料“二田”没有认清这伙人,还相信了他们的谎言,并准备派一支队伍堵截肖雨苍部时,李培伦他们坦率地告诉田氏叔侄说:“澜沧的事,你们最好不要去管,只要不留下这几个人,澜沧方面是不会来打岩帅的。”并决定派王维仁同志和“二田”的代表一起赴澜沧的南栅,与肖雨苍部洽谈,肖部同意不打岩帅。随后,“二田”派人送给阎、石等人3包辣椒(佤族习俗是断绝关系),下了逐客令。阎、石等人见势不妙,连夜逃离岩帅。之后,岩帅头人又派人到澜沧送给人民武装l包糖和茶叶(按:佤族习俗,送糖或甘蔗、茶叶、蜡条等表示关系友好),并要求参加革命武装,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澜沧人民武装对岩帅头人们的进步行为与积极要求表示满意和欢迎。不久,岩帅头人还专派王凤梧等人前往澜沧上允表示欢迎人民武装到岩帅来。

澜沧和宁江的解放,震惊了当时的云南省主席卢汉,也震惊了缅宁专员罗展、保安副司令邓瑾。他们扬言要以缅宁、双江、耿马、云县、镇康等县的兵力,进攻澜沧。岩帅头人为此紧张起来。这时,又有人暗中煽动田氏佤族上层,说李培伦和王维仁是朱家璧派来的共产党。田氏头人担心留下李培伦等,会招来国民党政府的“兴师问罪”。为了他们的安全,“二田”建议李培伦等离开沧源。于是,李培伦3人便于1949年2月中旬,由沧源到双江大坟山的圈控村,准备筹组人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三)重返沧源

1949年8月,李培伦等奉命从双江、缅宁撤往景谷、澜沧。9月中旬至10月上旬,沧源军民在澜宁源整训总队的领导和支援下,胜利进行了两次保卫战,粉碎了耿马土司和镇康自卫总队长李文焕反动武装的进攻,他们妄图占领沧源,再配合双江彭肇模,威胁宁洱根据地。10月28 日,普洱行署任命李培伦为沧源县副县长,并委他代表行署和“边纵”九支队司令部,带着魏文才和在普洱干校学习的原双缅干部浦世和、李根祥、纪文风、徐继荣等人,带着慰问品前来慰问沧源军民,祝贺沧源军民取得保卫战的胜利。慰问品是从澜沧带来的2000斤盐巴、20头牛和一些酒。

当时,双江缅宁撤退后,就只剩下沧源县和缅宁的平村两块解放区了,三面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北面是耿马、东面是双江、南面是境外佤山,其中有些部落与岩帅是世仇。只有一条唯一的走廊通往澜沧解放区。耿马土司勾结国民党反动势力,仍存觊觎着沧源;双江的彭四、彭五不断派人对“二田”进行拉拢,挑拨与共产党的关系,用诈骗和恐吓手段,妄图策反“二田”叛变革命,投靠他们。“二田”不听他们的,他们就转向田子昌,迎合其个人野心,暗中虚委头衔,策动其叛变。长期潜伏在“二田”身边的谢郁文以其文书的合法身份为掩护,也暗地配合彭模煽动田子昌叛变。田子昌终于投靠了彭模,并待机行动。与此同时,与岩帅有世仇的南面几个部落也在待机进犯岩帅。

1949年10~12月,云南省许多地方发生了反动武装向“边纵”根据地进犯的军事行动。滇西的昌、顺、云、缅、双、耿等6县反动势力也联合起来,妄图进犯沧源、澜沧和宁洱根据地。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李培伦等与普洱上级领导又一时联系不上,为了开展工作,李培伦到了勐董。驻守勐董的县中队长胡加旺在勐董街上摆赌抽头,不像革命队伍,李培伦批评了他,于是胡加旺就煽动部下逼着李培伦用半开发饷。逃往境外的勐董土司罕富民,挑动绍兴、绍帕等佤族部落武装500余人,准备向勐董进犯,叫嚷要“恢复土司制度”。罕提出要县人民政府交出武器,要田兴武到勐董来与其谈判,欲暗中俘田。李培伦等对罕多次相劝无效,当敌人进到永和山脚,立足未稳之际,沧源以一个中队的兵力,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将敌击溃,并缴获罕富民佩戴的印有“A”字的指挥官臂章和一批物资。对绍兴、绍帕,沧源以不再来犯为条件将所获物资还给他们。

 

(四)平定田子昌叛乱

粉碎罕富民进犯之后,沧源内部仍潜伏着危机,谣言纷起,敌对势力还在活动。谢郁文加紧了煽动田子昌叛乱的活动,还乘李培伦患疟疾昏迷,不省人事之机,利用迷信手段煽动李培伦身边的李根祥、浦世和、徐继荣、纪文凤等4名干部。他用杀鸡看卦为名,蛊惑说:“凶多吉少,必须赶快逃走。”4人听信他的鬼话开小差逃回双江了。谢郁文还策动田子昌暗杀“二田”和李培伦,在下面散布佤族上层要赶李培伦走的谎言。从缅宁逃来的恶霸傅启忠也图谋暗杀李培伦,终未能得逞。

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李培伦和魏文才同志仍下决心与“二田”兄弟休戚与共,诚心相待,尊重团结他们,并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二田”性情直爽,对人对事不轻易相信,也不轻易背弃,在势态复杂、内斗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们仍然相信革命会取得胜利。但是到1949年11月双缅撤退后,澜沧、普洱革命根据地也多次发生叛乱,一时间谣言四起,形势更加险恶。“二田”对自己的前途开始产生怀疑,李培伦也心事重重。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二田”对李培伦的态度都十分冷淡,有事也不找他商量,但也不撵他走。遇事就在田兴武家火塘边,边喝茶边商量处理。李培伦有时主动找上门,“二田”等也不理他。“二田”等讲什么,李培伦又听不懂。李培伦也非常理解“二田”此时处境,对他们不能要求过高,并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李培伦始终如一地照例每天去找“二田”等人,即使默坐半个小时也不在乎。他想10天8天,人的感情总会发生变化,你总得和我打招呼,不可能长期对我一言不发,又不处理我。

在这段时间里,李培伦作了最坏的打算——被出卖或被暗杀。但却仍坚持团结“二田”,在工作中谨慎行事,不说不做容易引起麻烦的话和事,“二田”要做的事,只要不是反对共产党,就同意他们做;他们不同意的事李培伦也不勉强;解释说服不了的事就暂时搁下来;遇重大事件就反复解释,并打听他们事后的反映,对谢郁文、胡荣耀这两个敌人,李培伦则提高警惕,随时注意他们的行动。每当二人约李培伦去散步时,他随时暗中握住手枪,以备不测。在沧源工作的10个月里,李培伦都是和衣而眠,虱子长满全身也不管它。他睡的地方既无围墙也没有庭院,敌人从窗口就可以用枪对准他的卧床,将其击毙。屋里只有老鼠作伴,当老鼠从他床边经过时,也会使他立刻警觉起来。

一次,李培伦听到田子昌在下面说他很少到他家去,这使李培伦感到了此话的分量,说明田子昌对他有意见。于是,李培伦立刻改变了态度,每天有事无事都到田子昌家走一转。过了一段时间,李培伦终于发现“二田”兄弟和田子昌父子的矛盾越来越大,某些利益冲突正在暗中加剧。

岩帅部落由赵、田、肖、李四大氏族组成,起支配作用的是赵、田两姓。论地位最大的头人是赵布景,资历最老的头人是赵大成。而田姓则是实力派,“二田”在沧源威望最高;田子昌是田氏族中的少壮派,此人年岁不到40,为人精明能干,善于交往,习得一手好枪法,在佤族中很有威望,但也有野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抗战时期受龙云委封为班洪自卫支队副总指挥。归属革命队伍后,田兴武被委任为沧源县长、田兴文为第十大队大队长,他为佧佤山守备大队大队长。第二次整编,第十大队和守备大队合编为“边纵”九支队澜宁源整训总队联合大队,田兴文任大队长,他为大队副,由此,他更心怀不满。谢郁文又从中煽动,挑拨田氏叔侄关系;双江的彭四、彭五通过一个叫李克忠的人与他来往密切,暗中勾结,唆使他除掉“二田”,夺取沧源大权。

1949年12月2日下午4时左右,李培伦照例去田子昌家串门,一进门发现气氛有点不对,有几个人正在装轻机枪子弹、备马鞍、捆行李。见李培伦出现,田子昌说“今晚要到贺南寨(归他管的一个寨子)去住。”后来又说:“去住田房。”李培伦立即意识到他马上要行动了,已无可挽回,于是,立即去找魏文成和“二田”商量,魏与田兴文小声用佤语交谈,田兴武并不表态,但表情严肃。晚上两点钟,田兴武、田兴文秘密命令女婿赵小宰带两个人袭击了田子昌家,一时枪声大作,把李培伦从睡梦中惊醒,他立即带上支上了膛的短枪,迅速转移到一个隐蔽的墙角处观察动静。不一会,田兴武派人向李培伦通报说,已经把田子昌打死了,还把他父亲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弟也杀了,二弟田子荣不知所向(后来得知跑到双江二彭那里)。这件事反映了田兴武办事老练果断、有气魄。使佤族群众心服口服,也使李培伦这个汉族副县长免受牵连,又防止了别有用心的人乘机煽动民族情绪。第二天在搜查谢郁文住处时,从他床上搜出两份反动政府给田子昌的委任状,一份是第九区联合总队长,一份是保安营长。李培伦当即提出要处决谢郁文,但大头人李大(李正荣)不同意,因为他与谢郁文是“干亲家”。直到1951年镇反时,才将谢郁文逮捕法办。另外,还进一步了解到彭硕才与田子昌勾结,准备把部队拉到澜沧上允,截断澜沧与岩帅的联系,再从文东和上允进攻澜沧解放区的罪恶计划。除掉田子昌,对沧源来说除掉了一大心腹之患,也给澜沧解放区减轻了压力。社会也较安定了,“二田”对李培伦的态度也转变了许多。

后来,通过班坝寨(即联合)上层头人肖哥长从中调解,田子荣才从双江避难处回到岩帅,他补交了没有被清查出来的一些枪支弹药给二田,二田也没有再追究他,事情就此平静了下来。

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李培伦准备再到勐董去,看看能在那里做些什么工作,能否打开做群众工作的口子。但是,当他到勐董一看,到处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因为战争和疾病,寨子里人烟稀少,村中长满了荆棘和杂草。设治局中留下的几个旧人员,整天躺在床上抽大烟,兵不像兵、民不像民,旧习气还很深。每当街子天,境内外各族人民来赶街,国民党93师流落逃窜下来的旧军人摆设的赌场是最热闹的地方,许多诚实的佤族群众上当受骗。李培伦看了这一切,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但要改变或改造这一现实,也非他个人能力所及。他住了两个星期就返回岩帅去了。

回岩帅不久,普洱专署通知,要李培伦等登记全县枪支武器,造册上报。他先向“二田”探询全县有多少枪支,能否统计一下?“二田”都不同意,说枪支是各家各户买的,是自己的武器不能统管起来,更不能没收。佤族是全民武装的民族,枪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每个青年都必须有一支枪,就是花上几十两、几百两大烟也要买一支。李培伦认为现在要对枪支造册登记上报,统管起来,既不现实,也没有群众基础。如果勉强执行,将引起佤族上层误解和广大群众的恐惧和反对。李培伦将此情况和意见向上级报告,便没有接到执行的《通知》。

 

(五)在沧源的艰苦生活

李培伦在沧源工作了一年,初进佤山时住在乡公所,第一次去勐董回来就不让他住乡公所了,而是让他住在路边田兴文家的牛厩楼上大约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和国民党一个旧军人住在一起。李培伦与通讯员就在两床中间用石头支口锅煮饭吃,连个凳子也没有,就蹲在地上吃饭。更难熬的是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痒,摇动房柱,屋子晃动以为是地震。尤其是夏天的晚上,遭到蚊子轮番袭击,吃饭时牛屎的臭味与饭菜味混在一起,使人恶心。当时县乡及警卫中队的人员每人每月有20~30元半开的薪水,李培伦和魏文才及通讯员3人一文也没有。吃的米是到乡公所去打,每5天一街给2元钱的菜金,但街上很少有菜卖,常吃野菜和菌子,菜中还吃出蛆虫来。长年穿着衣服睡觉,不敢脱下,又没有换洗衣服,实在太脏了就找个晴天到村边水沟里洗一下,挂在树上,几分钟晾干后又穿在身上,洗衣没有肥皂,就向魏文才要块“草标”(土皂)。用湿毛巾擦身就算洗澡了。理发没有理发剪,就用普通剪刀把头发剪得参差不齐。人家取笑说这是“山民的摩登发型”。

人身安全是个重要问题,沧源的反动势力曾组织了一次对李培伦的暗杀行动。在一天夜晚,他们布置了两名杀手,准备在老街路口下手。他们以为李培伦每天晚上会从田兴武家出来经过那里。杀手在黑暗中突然抱住一个过路人,那人喊叫:“干哪样?”杀手一听不是李培伦的声音,又改口说:“闹着玩。”那天晚上李培伦没有去田家,才躲过一劫,幸免一死。

 

(六)依依惜别沧源

经过一年多的风风雨雨,李培伦和佤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上层到老百姓都把他看成是自己人,常有人来约他出去玩,喝水酒、吃鸡肉烂饭。一段时间传出有人要暗杀他,田兴文听后,就对魏文才说,让李培伦搬到他家去住,看有谁敢动一根毫毛。许多部落间的矛盾,本来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事,也都事先告诉李培伦,征求他的意见:李培伦始终坚持只要他们不背离革命,什么事都依从他们。

1950年6月的一天下午,岩帅民族上层派一位代表来找李培伦说:“我们商量好了,希望你留在我们这里安个家,寨子里的姑娘由你挑选,你爱上哪个就说,我们帮你办结婚。”这使李培伦感到非常意外,又十分感动,他婉言谢绝说:“我已有妻室,还有孩子,共产党员不能讨两个女人。”来人又补充说:“你走时,老婆带走或留下由你决定。”

1950年10月,普洱行署通知李培伦回去汇报工作,他身上的皮炎两年没有用药,已复发奇痒难受,也需要回昆明看看病。这时,沧源的情况也比较稳定,于是,他决定回普洱,在启程前两天的一个街子天,有人来喊他说到田兴武家有事。他一进屋,看到头人们都来了,桌子上堆满大包小包的鸦片,还有包银元。田兴武说:“这是大家商量好的,这些东西(200两大烟和l000元半开)要送给你。你来我们地方当官,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家。”李培伦回答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东西我不能要。要你们的东西我就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了。”有人又说:“听说你家老父亲还健在,(鸦片)少带点给老人家药用吧。”还有人说:“你是县长,不能只穿粗布衣服,要买套毛呢的,大家才知道你是县长。”李培伦知道头人们的这些表示不完全是对他个人的,是表示对党的敬意,李培伦再三谢绝,依依告别。

2009年5月1日,应中共沧源佤族自治县委和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县政府的盛情邀请,84岁高龄的李培伦以老同志身份,参加了沧源解放60周年和沧源佤族自治县成立45周年庆典。

沧源县委书记祁腾武(左)

李培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