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党史专题 >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长征诠释了团结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时间:2016/9/25 20:43:50|本文来源:云县忙怀中学 |作者:罗映清|点击数: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历时两年,纵横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翻过了五岭山脉,涉过了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走出了雪山草地,击溃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行程两万五千里,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1936年10月,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红军长征转战十多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被迫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是什么使处于劣势的红军将士战胜了十几倍于己的敌军的围追堵截呢?是团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浴血长征中,始终军民团结一家人,官兵团结如兄弟,全党上下和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团结是红军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主要力量源泉。
一、全党团结一致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
长征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最困难的境地,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情况才逐渐改变。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一偶然情况在客观上保证了中共中央得以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会议首先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主导权。同时开始调整党的组织路线,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以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新的“三人小组”指挥军事,在实际上开始逐步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了维护党中央的统一和团结,会议极为策略地回避了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一般地笼统地肯定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会议树立了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对于在会上坚持其错误主张的博古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不是像“左”倾宗派主义者统治时期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那样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进行耐心的批评帮助,并让他们继续参与中央的领导。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既坚持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又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他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自己的正确主张,而是通过政治局会议来作出重大决定,注重发挥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毛泽东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为了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他对张国焘也作了适当的妥协让步,甚至在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的严峻时刻,毛泽东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地反对,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地区大会师。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危难的风口浪尖上经受了锤炼,得到全党全军的衷心拥护和信赖,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全部是经过长征磨练的。1956年党的八大后形成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全部是从长征队伍里走出来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二、官兵一致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基础
在长征路上,尽管军情危急,戎马倥偬(平均每天行军74华里,几乎每天都有一次战斗),但是各路红军在行军途中,都始终做到官兵一致。官兵一致是红军基本的建军原则之一,在长征这场最危险、最艰难的生死考验中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印证。在长征中,红军的领袖和各级指挥员承担了比普通战士更重的责任。条条湍急的河流,座座危耸的山峰,茫茫无边的草地,领袖和各级指挥员与普通的战士一样,凭借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每一次战斗打响,从总司令到各级指挥员,都身先士卒(土城战役时,朱德就曾亲自端起机枪冲锋)。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长征中牺牲的留下姓名的营级以上指挥员共432人。红军长征历经10多个省,翻过40多座大山,涉过近百条河流,一路斩关夺隘,大小战斗600余次,击溃和歼灭敌人数百个团的兵力,攻占60多个中小城镇。这些战斗形势之险恶,战事之激烈和红军将士之英勇,无法用言词来形容。正是红军将士上下一致同仇敌忾,硬是走通了前人走不通的路,战胜了极其凶残的敌人,从绝地杀出一条生路。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多数是人烟稀少的贫困地区,甚至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茫茫草地和千年雪山。这些地方远离文明,缺少粮食,没有医药,而且地势险峻,气候变化无常。但红军将士手拉手,抱着必胜的信念,一步一步,艰难而又豪迈地征服了丛林、草地与雪山。在过草地时,战士们互相推让干粮袋中最后一把青稞,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宁愿选择饥饿和死亡。毛泽东把为自己准备的担架让给病号,周恩来把自己粮袋中最后一点青稞面煮成汤与战士共享,朱德亲自为部队寻找辨别可以吃的野菜,贺龙钓鱼为战士煮鱼汤……这些都已成为世代传颂的佳话。这种崇高的阶级友爱,激励和温暖着革命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支撑着红军英雄们身躯的,不只是食物,也不只是意志,还有阶级兄弟的情谊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正是这种精神和情感,使红军终于战胜生存极限的困难,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终于赢得长征的胜利,谱写出中华民族奋斗史上辉煌的篇章。
三、民族团结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是我党和工农红军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的充满艰辛和困难的非常时期,在这生与死的考验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无优劣贵贱之分、民族平等等民族理论,并针对历代统治阶级反动的民族政策造成的民族压迫和民族隔阂,红军旗帜鲜明地将各个民族的团结、平等作为当时民族工作的着重点。
一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是实现各民族团结、平等的基本前提,也是红军实行当地民族政策所采取的重要的措施,红军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前,都有针对性地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宣传教育,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广大官兵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长征途中,红军严厉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和愚蠢的偏见,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贺龙、任弼时带领红二、六军团经过藏族聚居的地方时,许多藏民听信谣言,有的闭门不出,有的跑到山上躲藏起来,为了顺利通过藏族区域,红二、六军团在部队中及时进行了民族和宗教政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例如,藏族同胞喜欢在房梁上插一面红布经幡,表示吉祥如意,每次国民党兵来了都要强行拔掉,而红军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贺龙同志还以身作则,在致归化喇嘛的信中宣布:“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僧侣生命财产决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并向归化寺赠送了“兴盛番族”的红绸锦幛,使受尽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藏族同胞深受感动。红军进入回民区域后,为了团结回民,做好回民区域的政治工作,军委政治部加强了纪律教育工作,要求在回民区域必须遵守:“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口号”,三大禁条是:禁止住扎清真寺;禁止吃大晕;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是: 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 不准乱用回民器具; 注意回汉团结。由于执行了正确的回民政策,红军不仅赢得了西北地区广大回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且为以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落户陕北打下了良好的民意基础。红军还十分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指出:要“尊重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兴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红军还提倡汉族学习各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以此增进各民族的友好交往。由于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团结了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各族人民的倾心支持与拥护,从而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是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立场。长征途中,红军每到一处,都不厌其烦地向少数民族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在《关于苗 (瑶)民的口号》中特别强调:“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红军抵达贵州省镇宁、锦屏等县也曾郑重宣言:“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不许汉族欺压苗族、布依族”。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宣告:“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红军不仅大力宣传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的主张,而且积极实践,身体力行。1935年春,红军急向大渡河挺进,但通道中隔着大凉山彝民区。彝民性情强悍,部落之间经常械斗;加之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影响,彝民对汉人猜忌和仇恨极深。红军向彝胞耐心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和团结主张,主动提出愿与彝族首领结为兄弟,彝民感到红军能够平等待人十分高兴,答应与红军结盟修好。刘伯承与当地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红军得以顺利地通过彝民区。红军与彝民的结盟修好成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佳话而载于史册,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主张也由此深入到各族人民的心中,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形成强大凝聚力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关键所在。
三是制定民族团结政策。制定正确的民族团结政策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发展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有大有小,但绝无优劣和贵贱之分,各民族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决不能以任何形式进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民族理论,并将这一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如:长征途中,红军为保护寺庙,曾发布过很多告示;红军在进入炉霍藏区时,发出布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反者严办”。李先念率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过甘孜时,为保护一个尼姑庵,特别发了一个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对这一系列指示和规定,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执行,切实做到了秋毫无犯,从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爱戴和支持。进入四川彝民区后,当地彝民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红军很容与彝民产生对立和冲突。为此,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向各军团政委、政治部发布指示,强调争取少数民族的极端重要性,并要求全体战士注意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骚扰,并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宣称:“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1935年9月18日,红一方面军抵达甘肃岷县的哈达铺回民聚居区,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回民区域工作要点》,指出:“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回教首领)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意义,获得回民许可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宿……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队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等等,党的民族政策是红军顺利实现伟大战略转移的重要保证,红军长征,不仅要冒着枪林弹雨冲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跨越雪山草地,战胜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重重难关,还要路过或停留在社会情况复杂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如果没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并付诸实施,要实现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是难以想象的。正是由于红军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大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迎战各种艰难困苦,最终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伟大任务。
长征已成为历史,但是,红军长征中注重团结的精神必将激励我们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历史的发展经验充分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交融的过程,各族人民在彼此交往特别是近百年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只有不断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国家的统一才能稳固,中华民族才能振兴。实现美丽的中国梦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新长征,尽管我们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所以,仍需要发扬当年的长征精神,顾全大局、加强团结,为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