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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中共云县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时间:2007/3/1 12:00:00| |作者:admin|点击数:

    1949年6月间,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我百万雄师已过长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猛击穷寇。但华南、西南大片土地尚在敌人手中。蒋家王朝还妄图以西南为根据地负隅顽抗。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已建立了不少小块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但很不平衡,还有一些县没有党的组织。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云南,同年6月间,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动员云大学生中的党员和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同盟”盟员下乡工作。我响应党的号召向组织报了名。7月初的一天,直接领导我的赵秉锐同志通知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到云县领导开辟新区工作,同时还说明这次下乡主要是加强薄弱地区的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要求下乡的同志尽可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当即表示,组织上派我回云县工作,我完全服从,但我政治上还没有什么锻炼,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我感到难以胜任。赵答复说:上级已作了决定,认为你可以胜任这一工作。并说:我们在学校搞学生运动,做各种社会工作,就是锻炼,也是一种最实际的工作,不能说没有工作经验,组织上认为你在政治系担任系学生会主席,能贯彻党的指示,依靠进步,团结中间,孤立顽固,工作是好的;在参加政治系的秘密读书会、“子牛”壁报社、“盘江”歌咏团的组织领导工作中,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说明你是有一定组织领导能力的。这次组织上派你到云县领导开辟新区的工作,对你希望很大。还说组织上会调几个同志和你一同去,而且回到云县的同志中,肯定还会有组织上的人。只要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好。听了赵秉锐同志的话,使我增强了信心,就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接受任务后,为了在开辟新区中进行革命道理的宣传和学习,以及通过开展革命文体活动发动群众,我向组织提出:请上级派一个对革命理论有一定修养的同志和一个擅长文体活动的同志和我一道去。经赵向上级反映后,组织上同意了这一要求。决定派罗志忠和张展英和我一同去,他们都是“民青”盟员,罗是我直接联系的盟员,不需要接转 关系,由我直接向他传达了上级的决定。张是农学院“民青”支部的,由上级将其名单、地址和联络暗号交给我,我找她接转了关系。他们两人都表示坚决服从组织调动,并积极做好下乡的准备。
   
接着,云县旅昆同学中的6个“民青”盟员,以及经组织决定派回云县工作的人员名单,通过云大地下党组织,由赵秉锐陆续转交给我。我即按组织规定的联络暗号,以“岳明”的名义分别进行了联系。这6个盟员是昆明师范学院的程光锦、俸光顺、杨执中,五华学院的唐守诚,龙渊中学的张国文,南菁中学的罗开庆,加上云大的我、罗志忠与张展英。我们这次下乡,有组织关系的共9个,除我是党员外,其他8人都是盟员。在去云县前,8个盟员由我单线联系,进行领导。
   
7月10日前后,赵秉锐向我详细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对下乡工作的要求。传达内容较多,因不准作记录,当时虽强记了要点和精神,但现在只能回忆起一些大意了。首先赵秉锐讲了下乡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云南,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并做好迎接解放军的组织准备、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并把其中优秀分子吸收入党,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要在建立党组织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建立革命武装,建立我们的政权;在农村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反三征”。即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征兵、征粮、征税,并通过“反三征”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敌人统治区要设法打入各级行政部门,搞“两面政权”;要搞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以孤立分化敌人;要根据党的文件,大造革命舆论,做好宣传工作,使人民群众了解党的纲领和政策,树立中国共产党领导正确的观念。听了赵秉锐的传达,我感到下乡工作的任务已明确,工作的方针、原则以致方法都已具体交代。党的指示,使我决心更大,信心更强了。
   
过了几天,我想,云县是滇西“共革盟”的发源地,如何对待“共革盟”,是到云县后就要碰到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有必要请示上级。我就找赵秉锐讲了这个问题。几天后,赵向我答复说,对“共革盟”是“争取改造”。同时他郑重通知我,我的党组织关系已转滇西地下党领导机关,我到云县后由上级党组织派人联系,联络暗号还是“岳明”。
   
经过几天的准备,于7月17日上午,我和8个盟员以及另外的一些云县旅昆回乡同学,乘顺城街某家商号的一辆卡车,从昆明出发,到下关后步行到达云县。我们一行近20人,有的同学虽未参加革命组织,但几年来在学校中都是积极参加反对美蒋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进步学生。因此,从下关到云县的5、6天行程中,一路上我们讲的是革命话,唱的是革命歌。大家意气风发,朝气蓬勃。虽然这一段路山高坡陡,崎岖艰险,然而,革命使大家都忘了长途跋涉的疲劳。
   
到县城后,经我与盟员反复研究,作了4点决定:一是因有组织关系的同志的家分布在晓街、茶房、大寨3个点,决定以这3个点为基地,以中、小学校为据点,开展工作。要求每个同志通过各种关系,先在家庭所在乡的中心小学、中学分校(大寨),取得教师的职位,以便在教师身份的掩护下进行革命活动。这样就决定程光锦、俸光顺、张国文、罗开庆在大寨工作,唐守诚在茶房工作,我和罗志忠、杨执中、张展英在晓街工作。二是因3个点相距在30公里以上,经常开会有困难,决定每月召开一次由各点负责人参加的例会,研究情况,布置工作。平时我与各点负责人加紧联系,有重要事时召开各点负责人的临时会议。三是要求每个同志迅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政治、社会情况,了解敌、我、友的思想动向,准备在8月中旬的例会上进行分析研究,以便根据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四是在青年中注意发现和培养革命积极分子,准备尽快建立和扩大“民青”组织。
   
我们在县城分头活动一两天后,个人分别到达了自己工作的地方,根据在县城时的组织决定积极进行活动。
                            
1949年下半年的几项主要工作
   
8月上旬,我们基本上掌握了云县当时主要的政治、社会情况。3个点的人都按计划在中、小学当了教师,取得了掩护革命活动的社会职业。大寨乡的4人都在中学分校当了教师。程光锦还担任了该校的教务主任(后来当了校长);茶房乡的唐守诚在茶房中心小学当教师;晓街乡的杨执中在晓街中心小学任校长,我和罗志忠在该校当教师。同时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各人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
   
第一次3个点负责人的例会,在茶房中心小学如期召开。这次会议详细的讨论了当时云县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动态,分析估量了敌、我、友的情况。一是“西剿”副总指挥兼云县县长杨耀辉及警备大队张国柱掌握着反动政权和反动军队,势力不小,仍很反动顽固。二是“共革盟”假冒共产党,打着“革命”的旗号,鱼目混珠,致使不少群众误认为“共革盟”就是共产党,以致一听到跟共产党闹革命的话,就“谈虎色变”,产生恐惧心理。
   
根据上述情况,会议认为,当时云县的主要敌人是掌握着反动政权和反动军队的杨耀辉和张国柱。另一方面,由于“共革盟”事变后,各阶层的人们思想混乱,革命形势已遭破坏,群众一时难以发动。因此,会议认为,我们目前只能先做深入细致的群众教育工作,建立和发展地下革命组织,积蓄力量,相机而动。
   
8月例会后,我们除坚持每月一次的各点负责人会议外,我和罗志忠还几次到茶房、大寨两个点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加强对各点的领导。到卢汉12月9日起义前,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
一) 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
    
为了揭穿“共革盟”的反动言行,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辨别真伪,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根据8月会议决定:3个点都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纲领政策,做好细致的思想教育发动工作,于是,我们根据《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精神,广泛地对群众进行了宣传外,并先后由罗志忠和唐守诚到北区哨街,我和罗志忠到后箐指导魏文杰和杨绍显进行宣传。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基本上澄清了群众中的模糊思想,广大群众初步了解了党的纲领和政策,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开展工作作了舆论准备。
    
(二) 建立和扩大“民青”组织
    
我们把到大寨的4个“民青”盟员编为一个小组,晓街、茶房编为一个小组,都由我直接领导。在8月中旬的例会上,具体布置了发展“民青”盟员的工作。茶房点于8月底开始在小学教师中进行发展工作。到9月初发展了杨泰荣、王维舟,编成一个“民青”小组。大寨点也于9月初开始在云县大寨中学分校的学生中发展了10余人。我现在还记得起的有赵熙川、程星锦、何为能、张正藻、段国安、朱庆元等人。这样,原大寨小组4个“民青”盟员组成了一个大组,由程光锦同志负责大寨组的领导。9月例会前,3个点的3个“民青”小组,由我直接领导。9月例会时,3个点的“民青”小组正式组成了在党领导下的云县地下“民青”支部,由罗志忠担任支部书记。
   
(三) 建立中共云县地下党支部
    
根据地下党领导机关交给我在云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任务,我于8月下旬个别地发展了罗志忠入党。9月初,又发展杨正伦入党。(杨正伦是茶房中心小学校长,1949年前曾在昆明建民中学读书,在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受到熏陶,思想进步,唐守诚8月在茶房点开展革命活动时,首先就串连了他。从那时起,他即参加了革命活动,8月上中旬,我两次同他谈话,他积极要求加入党的组织,并在8月下旬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经我与罗志忠研究,于9月初发展了他入党。)接着,在9月中旬召开例会前,又将工作积极,政治觉悟有显著提高的老“民情”盟员程光锦、张国文、唐守诚个别地吸收入党。这时3个点的“民青”小组长都是党员了,“民青”支部的战斗力也加强了。后来又在晓街点贫雇农中发展了胡润德、胡小旺入党。到9月中旬,正式建立了中共云县地下党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党支部建立后,一切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都由党支部讨论决定。“民青”支部的工作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党支部建立后,又发展张国彩和杨秉昌入党。
  
(四) 组织农会   反对“三征”
   
9月例会中,着重研究了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的工作。会后,我们在3个乡的一些农村中,用公开宣传、秘密串连以及举办识字夜校等方式,对农民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征粮、征税。在宣传组织反“三征”的基础上,在一些农村进行组织农会的工作。如在晓街乡我和罗志忠深入到第一保的山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大寨乡的同志,深入农村,组织农会,由村农会发展为区农会;茶房乡也在一部分农村建立了农会,进行反“三征”的斗争。
  
(五) 建立武工队  搞“两面政权”
    
9月间,茶房乡曾参加过“共革盟”并任副支队长的张国彩,因他不愿参加“西剿”,杨耀辉要抓他,他准备逃往景东。茶房“民青”组织知道后即到晓街乡向我和罗志忠反映这一情况,并提出争取张参加革命的意见。后经我和罗志忠商议,认为“共革盟”本来是争取改造的对象,现张与云县革命的主要敌人有矛盾,正是一个好机会。接着我们就找张国彩进行争取教育的工作,张表示拥护共产党的纲领政策,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们同意了他的要求,并给他布置了在茶房点“民青”组织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张参加革命活动后,表现积极,经过我和罗志忠多次进行教育,觉悟有很大提高,多次要求参加党组织。后经党支部讨论,认为在党的历史上改造旧军人为革命军人,以致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常有的事,何况“共革盟”还有反蒋的一面,本来就是“争取改造”的对象。遂决定吸收他入党。介绍人由我和罗志忠担任。张入党后即交给组织上10多支长短枪,党支部决定将枪支发给党员和一部分“民青”盟员使用。这样,我们就组织了一个武装工作队。

为了打入国民党政权内部,直接搞“两面政权”,9月间在晓街点吸收了杨执中的胞兄、当时乡村公所的民政调解员杨秉昌参加革命。由我和罗志忠与他联系,随时掌握乡公所的动态。杨参加革命后一贯表现积极,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他多次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后来在他一再要求下,10月初经罗志忠和我决定,吸收他入党。

10月间,通过组织活动,派大寨中学分校学生、“民青”盟员王继汉当了第一保保长,后来我又发展他入了党。由于王继汉同志的掩护,我和罗志忠得以到该保比较放手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王解放后仍在原第一保任村联主任。

 

接受旧政权   改编旧武装

 

原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通电起义后,云县县长杨耀辉和县守备大队长张国柱都宣布响应卢汉起义,并提出要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当时因我们没有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没有公开出面和他们联系,只是在3个点更放手地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但也随时派人进城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他们的动向。1950年1月初,由于杨、张之间因争权夺利发生内讧,杨在一个晚上悄悄跑了,县政府已处于混乱状态。当时我们考虑,如果中共云县地下党再不出来领导,社会治安就会更加混乱,那时我们就是对人民对革命没有尽职尽责,没有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经党支部在晓街、茶房中心小学几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武工队,力量很薄弱,关键是要抓到枪杆子,假若地下党控制不了守备大队,不但起不了领导作用,而且还会很危险,会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所以,我们一面设法和上面党组织联系,一面派人与张国柱谈判,要他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把队伍交给地下党改编,给他另外安排适当的行政职务。在当时解放大军已进入云南的形势下,他也不得不同意这个条件。

在张国柱交出军队由地下党改编的条件后,我们随即在3个据点乡,将大部分党员和盟员集中武装起来,并由我、罗志忠、程光锦组成领导小组,带领40余人,于1950年1月中旬开进县城,准备接受云县政权和改编守备大队。

进城以后,由于党还处于秘密的地下状态,我们就在党的领导小组秘密领导下,组织了以罗志忠为主任的一个政治部,公开出面指挥接受、改编事宜。在进城的几天时间里,我们主要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原守备大队改编为“云县人民自卫大队”,以张国彩为大队长,罗志忠为党代表,具体负责改编和改造工作。二是成立过渡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县政委员会”,以起义的原副县长张佑贤为主任,张国柱为副主任吸收几个开明绅士为委员,以我、程光锦为党代表,负责领导工作。刚宣布接受县政权和改编守备大队的第二天,忽报“边纵”八支队特派员来接受云县政权。已达距县城60公里的北区哨街。我们十分高兴,随即派罗志忠、张国文为代表,带领数人星夜赶到距县城30公里的茂兰镇迎接。以便反映情况和汇报工作。不料到茂兰镇接到中共蒙化地方工作委员会和滇西人民专员公署蒙化区办事处派来的陆恩锡和陈荫昌时,他们未带来中共云县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我们与他们暂时接不上关系,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回3个据点乡做群众工作。同时派出杨正伦和唐守诚带着我们写的工作报告,到昆明找上级党组织汇报,等待上级指示。过了几天,上级领导经过楚雄地委书记陈家震,蒙化地工委书记张震远,云县工委代理书记郭琦与我接上关系。2月下旬,我们原在云县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大部分中共党员和一部分“民青”盟员,集中在茶房街,以中共云县党支部的名义欢迎县工委书记郭琦和三十八团,并由我将地下党员和“民青”盟员约30人的名册,亲自移交给郭琦,从此由县工委直接领导。后来这批党员、盟员中的脱产干部,分别分配在县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和各区政府或学校工作。(摘于《中共临沧地区历史资料》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