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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大寨地下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时间:2007/3/6 12:00:00| |作者:admin|点击数:

程 光 锦

    (一)离校返回原籍,踏上革命征途
     
1949年夏,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昆明成百上千的革命师生,从学校走向社会,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革命军中去,为推翻旧社会,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英勇地投入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
    
1948年,我在昆明师范学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理化系肄业期间,加入地下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从此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走上了与工农结合的革命道路。
    
1949年上半年,我们师院理化系“民青”小组,执行地下党云南省工委的指示,一面在学校活动,学习革命文件,做解放云南的一些准备工作;一面到昆明郊区开展农民运动,从帮助农民车水栽秧入手,与农民打成一片,逐步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揭露旧社会的腐败黑暗,唤起农民群众的觉醒。
    
1949年7月初,昆明师院“民青”组织根据地下党的决定,派我回原籍云县,参加开辟新区的工作。当时云南已有许多地方掀起了游击战争,创建了不少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但云县还没有地下党。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云南,云县需要党去领导,需要建立革命组织,开展革命斗争。我回原籍开展地下工作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较容易获得公开的社会职业,容易站稳脚跟;二是可以利用某些社会关系作掩护,便于做好发动基本群众的工作;三是亲友多,耳目广,信息灵通,便于保存革命力量。组织交待:在云县的秘密联系代号为“岳明”。不几天云大同学李珪(云县同乡)与我联系,说他就是“岳明”。此后,李珪不仅是地下时期我的组织联系人;不久之后,还是我加入地下党的介绍人。
   
1949年7月,我放弃学业,秘密离开学校,踏上革命征途。为了避开敌人的视线,我在校时使用的书籍、行李和衣物,全部照旧存放,不露一点异常的痕迹。直至9月间国民党军警进校“整肃”时,全部书籍行李才被敌人拿走。
   
1949年7月中旬,我们一行20多人,由中共党员李珪带领,从昆明出发返回原籍——云县。途中在碧鸡关和下关两处,遇到国民党军警严密搜查,我们都机智地应付过了关。过碧鸡关时,我将秘密文件藏在鞋子里;在下关车站被检查时,我借故进入公共厕所,将文件塞入墙洞,接受搜查后,又去取出上车带走。我们每个人都安全过关。
   
回云县后,组织决定以晓街、茶房、大寨为主要据点,开展革命工作。7月下旬,我们有6人到达大寨。其中我和俸光顺、张国文、罗开庆是本地人,另有罗志忠、张展英是昆明籍的云大学生(“民青”盟员),隐蔽在僻静的忙蚌村俸光顺家里。经过短期活动后,组织上将罗志忠调往晓街工作,张展英返回昆明,我和俸光顺、张国文、罗开庆4人,在昆明均已先后加入“民青”组织,回云县后,我们编成一个“民青”小组。9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张国文同志也加入地下党组织。俸光顺、罗开庆解放后也先后入了党。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初,我们4人在中共云县地下党支部领导下,在大寨并肩战斗,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发展“民青”组织,建立区、村农会、宣传“反三征”和减租减息。1950年初与滇桂黔边区纵队八支队三十八团会合后,又在中共云县工委领导下,负责建立区、村人民政权。接着又与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四军四十师一二〇团共同配合,开展征粮和剿匪工作。
   
(二)学校是地下工作的据点
   
大寨街是解放前云县境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一个集镇,也是封建势力和反动势力比较顽固的一块地方,国民党在大寨还设有电台。从1944年起,云县中学在大寨设置分校,与中心小学合办。当时东南两区的学生,多数来这里读中学。
   
1949年七、八月间,云县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把从昆明回大寨的4个“民青”盟员安排到大寨中、小学任教。俸光顺任南区教育委员兼中学教师;我先任中小学教务主任,后任校长;张国文、罗开庆任教师。占据学校这个有利阵地,我们就以秘密和公开、半公开多种方式,开展国民工作。8月间开学后,我们以中学毕业班(即分校第二班)为工作重点,一面认真做好教学工作,一面对学生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组织学生自治会,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提高他们的觉悟和组织管理能力;教唱《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等许多革命歌曲,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体育活动,把学生紧紧团结在地下党和“民青”组织的周围。我们还油印散发《新民主主义论》,让进步学生秘密阅读。这批中学毕业班学生都来自农村,有半数人已达到成年或接近成年,有一定社会知识和经验,能较快地接受革命教育。为了壮大地下组织,发展革命力量,通过革命的知识青年去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根据云县地下党的部署,我们于9月间在中学生中发展“民青”组织,经过严格考查培养、个别谈话教育或书写自传考核,将政治觉悟较高,对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革命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有一定认识,并愿为革命事业奋斗献身的一批青年,个别地、秘密地发展为“民青”盟员。对“民青”盟员进行单线联系,个别交代任务和汇报工作。公开的活动均以学生会或学校的名义进行,对外绝不暴露革命和秘密身份。这批“民青”盟员中,我记得的有:赵熙川、程星锦、谢家全、朱庆元、何为能、段国安、张正藻、王继汉等人。这些同志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无论在地下革命活动时期和解放后的各种工作岗位上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贡献。此外,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有一大批大寨中学生和小学高年级学生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和影响,提高了思想觉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做学生工作、做革命宣传和组织农会中,都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
    
在地下党领导下,以“民青”组织为有力助手,我们还半公开的组织了大寨青年会和大寨妇女会,团结了一批群众,配合进行地下革命工作。学校的工友刘开耀,曾在夜间去大寨街上秘密撕毁反动告示。
   
有了革命的秘密组织和公开、半公开的群众组织,大寨中学的群众活动相当活跃。在校内外出版墙报,开展街头宣传,组织文艺晚会;每周有一次郊游,到附近农村演出革命歌舞。中学班还到涌宝街旅行宣传一次,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三)从识字夜校到组织农会
   
发展了革命组织,巩固了学校阵地之后,大寨的地下党和“民青”组织把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
   
我们以学校的名义,革命的师生相结合,在大寨街和附近的梨园、户莱等一些农村举办农民识字夜校。师生们用自己的钱买纸订字本,发给贫苦农民学文化。在夜校的教学中,给农民灌输革命的道理:“你们为什么穷?因为有贪官污吏,有压迫和剥削。”夜校教唱革命歌曲中,唱出了“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没人为你当牛羊”等等,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憎恨旧社会,向往翻身解放。大家越唱越有劲,歌声震荡着寂静的农村,唤醒了盼望翻身解放的农民。通过夜校的活动,革命师生深入农村,联系了群众,与农民相结合。我们把师生混合编成许多组,分赴各保(即现在大寨、大石两区的各乡)进行宣传和个别串联发动工作,由村到区,逐步建立了半公开的农会组织,选举农会领导干部(当时选举的区农会干部李达春等一批农会骨干,至今还健在)。
   
根据地下党支部的决定,农会的斗争口号是:“反三征”(反对征兵、征粮、征税)和“减租减息”。这个斗争目标,反映了当时云县农民的迫切要求,震撼着国民党反动派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学生和农会会员联合起来,赶走了县政府派来大寨街征收苛捐杂税的两名税员;许多村子的村民,停止向官家交粮和地主交租,明拖暗顶,抗拒剥削。农民的抗租抗税活动一兴起,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地主豪绅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怕秀才造反,怕的是由地下党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这时,县政府贴出布告,宣称“取缔乡村异党活动”。守备大队头目张国柱和大寨街的一些恶霸地主豪绅,也先后向大寨中学发出种种威胁和“警告”。但我们大寨的地下工作者镇定自若,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渡江南下的人民解放军作后盾,有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作靠山。因此,我们的地下革命活动从未停止。有一次,由地下党和“民青”负责组织,以学校名义举办的文艺晚会中,演出了一个由我编导的话剧《黄金梦》,揭露讽刺一个恶霸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吃的是“人肉包子”和“油炸老百姓”,后来被革命政权处死。演出之后,大快人心。大寨街的恶霸匪首、守备大队长张国柱暴跳如雷,托一个老师来传话“警告”说:“不能再演,要演就不客气了!”我们当即给他回敬一颗不软不硬的橡皮钉子。我请那位老师回答张国柱:“我们演戏讽刺的是坏人,如果屁股里没有屎,就不要来认姓!”这个话剧连续演了两晚上。张国柱哭笑不得,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一个姓徐的恶霸闯入学校,阴阳怪气地威胁道:“你们学校办得好啊!把大街搞得乌烟瘴气,家乡父老不会让你们这样搞下去的。”我毫不含糊的答复他:“我们学校确实办得好。教师有大学生,学生读书很用功,成绩好得很。不信你可以把县城里的中学生叫来比比看。这些学生爱学习,又能给老百姓办好事,这有什么不好呢?”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辩论,这个恶霸分子只好灰溜溜的走了。为了表明态度,我曾在大寨中学楼上宿舍门口贴了一幅对联,上联为:“名利皆无求,但求为人民服务”;下联是:“是非都不管,只管埋头工作”;横联是:“爱国爱民”。(注:对联中所说的“是非”是指反动派发出的种种恫吓和威胁。)这是我们地下党员和“民青”盟员的共同心声。
  
(四)迎接云县解放   参加接收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我们在大寨中学组织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和连续3天的群众文艺晚会,演出革命歌舞和师生自编的活报剧。附近的群众上千人参加了庆祝活动。
   
根据云县地下党的决定:大寨的地下党员我和张国文带领部分“民青”盟员和学生赵熙川、张正藻、王之鼎等人与李珪、罗志忠、唐守诚、杨正伦、杨泰荣等会合,武装起来,于1950年1月分几路进入云县城。这次地下党进城的任务,是准备接管县政权和改编守备大队。进城后,由李珪、罗志忠和我组成党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盘工作。由于当时的环境还不能公开党的组织,因此对外以政治部的名义进行工作,在地下党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开展各种活动。我协同李珪,负责筹组过渡性的政权机构“县政委员会”,张国文协同罗志忠等同志,负责筹备改编改造守备大队的工作。
   
1950年2月间,云县地下党通知大寨、茶房、晓街3个片的地下党员和“民青”部分盟员集中到茶房,与中共蒙化地工委派来的云县工委代理书记郭琦会合,将云县地下党与“民青”盟员的组织关系,一并移交给县工委领导。大寨的张国文和我参加移交后,接受县工委交给的新任务,带领边纵八支队三十八团的一个营,到大寨区收缴武器,建立区人民政权。我们在大寨中学大操场(现为文化站所在地)召开军民大会,宣布成立大寨区人民政府,推选正副区主任。随后又分别到全区8个村联,选举成立村联人民政府。从此,大寨全区从国民党统治下正式解放出来。
   
大寨的地下党员、“民青”盟员和中学毕业班学生30多人,解放后都由县委分配在县区机关和学校工作。我任大寨区党的负责人兼中学校长,后调县人民政府任秘书。至1952年8月调省工作。俸光顺任区政府指导员,后任中学校长。张国文仍任中学教师。罗开庆先后在区政府、县政府、县委会工作。毕业生中的“民青”盟员,解放后先后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有的又入了党。谢家全1950年任栗树区长,在征粮中被叛匪杀害,成为光荣的烈士。赵熙川、段国安先后参军入党,后转业在昆明、大理工作。留在云县工作的同志,有不少是机关、学校的领导骨干。
   
地下时期的大寨农会干部,继承和发扬了革命精神。解放后在征粮、剿匪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摘于《中共临沧地区历史资料》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