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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接 管 缅 宁

时间:2007/3/8 12:00:00| |作者:admin|点击数:

普 之 宝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安门升起了五星红旗。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乘胜向大西南挺进,并迅速解放贵阳、重庆,胡宗南集团也在成都地区被我军围歼,蒋介石军队已土崩瓦解,妄想在西南一隅作垂死挣扎的蒋介石,眼看大势已去、末日将临,迫不得已于12月7日宣布逃往台湾。
   
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云南形势也急剧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区纵队已发展到12个支队,游击战争以燎原之势烧遍云南各地。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民兵组织发展更快;滇东、滇西、滇中、滇南、滇西北各处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游击战争的烈火成了埋葬敌人的大海;党的统战工作团结了全省各界开明进步人士,使敌人日益孤立。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慑于人民战争的威力,不得不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
    
根据这一新的胜利形势,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边纵”部队迅速接管地方各级旧政权,建立人民政权,继续打击顽抗之敌,维持治安,开展群众工作,储备粮草,为南下解放大军入滇做好准备。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精神,七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平,于12月中旬到祥云下庄街与八支队司令员李鉴洲,政委陈家震共同研究。在有利于接管和领导的原则下,划分了七、八支队的接管区域。
   
会后,按照会议所划分的接管区域,中共滇西地委、滇西人民专员公署和“边纵”八支队司令部转移楚雄。下辖盐兴、广通、楚雄、双柏、南华、姚安、盐丰、大姚、牟定、永仁、祥云、弥渡、蒙化、顺宁、云县、缅宁、景东共17个县。由于蒙化、顺宁、云县、缅宁、景东5个县离楚雄较远,为了搞好这5个县的接管工作和加强接管后的领导,经省工委批准,中共滇西地委和滇西人民专员公署分别在蒙化设立派出机构。即:中共蒙化地方工作委员会,滇西人民专员公署蒙化区办事处。
   
1949年12月中旬,滇西地委在下庄街宣布:中共蒙化区地方工作委员会:张震远任书记;张向实任副书记;李平、马丕伦为委员;黄河浪负责机要工作,并任机关支部书记;李璧负责民运工作;滇西人民专员公署蒙化区办事处:普之宝任主任;徐和斋、潘文萃任秘书;陆恩锡负责民政工作;赵继祖负责财经工作;廖希伯负责文教工作;李治国任公安股长兼公安队长。
   
1950年1月4日我们到达蒙化县属的一个村庄,派潘文萃先行进蒙化县城,协同蒙化的同志,督促起义武装李厚基率领队伍到祥云下庄街接受收编。1月5日李厚基走后,我们进蒙化城。蒙化的同志组织各界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我们。1月6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共蒙化区地方工作委员会,滇西人民专员公署蒙化区办事处。1月下旬,派陆恩锡、陈荫昌等前往顺宁、云县进行调查研究,以便部署接收旧政权,成立人民政府,并准备新政权建立后的各项工作。他们到云县后,督促云县响应起义的张国柱,率队到祥云下庄街接受收编。我们做通了李厚基之弟李厚忠的工作,,请他同陆恩锡到云县,以他哥接受收编的事实现身说法说服了张国柱。张于1950年1月29日率100余人开赴祥云接受收编。张国柱离开云县后,陈荫昌留在云县工作,陆恩锡前往顺宁,接着又派对顺宁军政情况比较熟悉的杨廷全到顺宁协助陆恩锡工作。在两县情况已基本了解清楚,接管旧政权,成立人民政府条件基本具备之后,蒙化区工委和专办处即派出接管人员,并宣布了人事任命。任命郭琦为云县县委书记,刘云为云县县长,陈荫昌为政府秘书;刘萍为顺宁县委书记,陆恩锡为县委组织部长,黄承明为顺宁县长,王文富为副县长。1950年2月8日同时欢送分赴云、顺两县的接管人员前往两县开展工作。
   
2月上旬,省工委通知,景东县划归思茅区领导。至此,蒙化区工委,蒙化区办事处负责接管的区域为4个县。除已接管了蒙化、顺宁、云县3个县,只剩下缅宁县,由于武装太少,干部不足,未按时进行接管。
   
接着南下人民解放军进驻滇西,调整行政区域。蒙化区工委和蒙化区办事处接管和领导的蒙化、顺宁、云县、缅宁4个县又划归大理区领导。蒙化区工委和蒙化区办事处撤销分别合并大理地委和大理专员公署。
   
在蒙化期间,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我们还就地吸收了大、小知识分子62人,通过培训一个月后,分配到蒙化、顺宁、云县、缅宁等4县工作。
   
4月中旬,解放军一二〇团到达顺宁。为了做好旧政府县乡两级人员的思想工作,四十师副师长王砚泉同志在顺宁县主持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大理地委派到顺宁协助工作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旧政府的留用人员和各乡(镇)长。我是大理地委派往顺宁协助工作的,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王砚泉同志在会上讲了形势、任务和征粮剿匪的有关政策,接着组织到会人员认真进行学习讨论。
   
在此期间,王砚泉同志接到大理地委关于接管缅宁县的通知。他找我说:“地委决定派你去接管缅宁县当县长,部队一二〇团三营跟你去。”接着他代表大理地委宣布了人事任命:张树栋任缅宁县委书记,普之宝任缅宁县长,黎宇超任副县长。并交代了到缅宁后的工作和有关政策,宣布一二〇团三营前往缅宁协助接管工作。
   
为了摸清和掌握缅宁县临时军政委员会和几支起义武装的情况,以保证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先是在顺宁未出发前派徐和斋、廖希伯到缅宁调查了解起义当局的态度和动向。他们去后不久回信报告说:“缅宁县临时军政委员会和当地的几支起义武装都在准备欢迎共产党派去接管的人员。”后又派潘元顺、薛联芳两同志送信给徐、廖和缅宁县临时军政委员会,在决定5月1日前往接管时,又派杨德林、张开喜送信给缅宁临时军政委员会。我们到达云县后,一二〇团三营随同前往,当我们到达头道水住宿的当天,曾光鑫自动率队前来欢迎。第二天,曾光鑫同我们一路,于1950年5月7日到缅宁县县城。当天彭桂萼、邱振声还组织群众来到凹腰街欢迎我们。当时,由于部队同志穿的是官兵一致的草绿色军装,而我们八支队这些同志穿的,又是祥云土布缝成的夏威夷服装,如不经介绍,单凭穿着看,就分辨不出谁是官、谁是兵,处处体现了官民一致、上下一致的作风,给前来欢迎的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说,过去国民党的县长上任时,前呼后拥,威风凛凛,现在共产党的干部个个都是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对人民群众十分亲切,共产党与国民党真是不同啊!从此缅宁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彻底的翻身和解放。
    
我们到达缅宁后,第一步是接管旧政权,成立新的人民政府。关于交接工作,彭桂萼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就向我们提出他们要求8号移交。由于我们刚到,对旧政府各部门的原有人员情况不了解,对他们如何安排还不能做出决定。我告诉他,先做好移交的准备工作,到5月10号再移交。此后,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了解掌握原有人员的基本情况,对准备安排做一点负责工作的了解细一点,安排做一般工作的了解粗一些,了解后作出具体安排。到5月10日,举行了交接仪式,参加交接仪式的有:我们去接管的部队指挥员和地方的领导同志;有旧政府人员以及各乡、镇长。在交接仪式上,彭桂萼、邱振声将缅宁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印信、人员名单、档案清册做了移交。接着我在会议上讲了人民政府的性质、任务和对旧职人员的政策及安排问题。张树栋同志讲了形势和约法8章。彭桂萼、邱振声也在会上发了言,他们都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好好工作。
    
紧接着我们于1950年5月11日正式宣告成立缅宁县人民政府。缅宁人民欢庆有了自己的政府。真是扬眉吐气,气象一新,并于5月15日召开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庆祝缅宁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三营全体指战员,有县委、县人民政府各部的干部,各乡、镇的基层干部和各族各界群众约5000人。会上讲话的有县委书记、县长、群众代表、民主人士代表,讲话中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真是一片欢腾。会后有15个团体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散会了,大家还依依不舍在广场上继续演出、观看。
    
在成立县人民政府的同时,县委领导和三营干部组织缅宁起义武装官兵学习政治时事和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抓紧对他们进行教育。通过学习、教育,不仅士兵的觉悟有了提高,队长也有提高,他们纷纷表示,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听从共产党的指挥。在此基础上,由一二〇团三营出面,于5月14日下午把所有起义武装集中到公共体育场。先向他们交待政策,而后命其所有人员放下武器,宣布:士兵回家劳动生产,中队长以上的军官曾光鑫、黄丕显、张先仁等留下送到大理十四军学习。由于当时对起义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彻底收了他们的武器,接着又收了民间的私人武器,所以后来云县、顺宁发生土匪暴乱,而缅宁却没有发生过大的动乱。这同我们前段对起义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彻底收集武器和认真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各方面人士是分不开的。
    
在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为了使全县各族人民提高对我党、我军的认识,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建设新缅宁。我们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到全县各地进行宣传工作。(一)、县委吸收了一批知识青年,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去各乡巡回演出。既演出文艺节目,又宣传党的政策。曾演出:《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等剧目以及取材于当地的自编自演的各种文艺节目;(二)、由部队抽出一些指战员到各乡、镇指导员。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协助基层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三)、发动学校师生向校区附近的群众及其学生进行力所能及的宣传;(四)、组织县级机关工作人员到乡下进行宣传;(五)、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农代会时,县宣传队结合当时的形势任务进行宣传、演出。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阶级教育,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有一次农代会议上,代表观看县宣传队演出的《白毛女》、《血泪仇》等话剧后,我们启发代表进行诉苦挖根教育时,许多代表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有些甚至哭昏在地,经过急救苏醒过来。有位农民代表在农代会上的诉苦发言中说:“在旧社会,要说我是人吗?又没有衣服穿!要说我是牛吗?我又会说话,现在翻身做了主人,全靠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大大加深了对党、对新中国的热爱,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对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仇恨。
   
随着政权建设工作和政治宣传工作的深入发展,县委派出部队指战员到各乡、镇指导和加强基层政权领导的同时,还相应的加强了农会、商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的组建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组织的积极性。通过各种组织的活动,推动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法令的贯彻实施,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缅宁县各级政权建立之后,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开展征粮工作:
   
征粮是当时的中心工作,必须全力以赴,保证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征粮的性质、政策、办法与国民党的征粮是根本不相同的。为此,我们既广泛宣传征粮工作的目的意义和政策,同时又成立了县、区征粮机构,并由县里经过培训,组织了一支熟悉征粮政策、懂业务的征粮队伍。由于我们宣传征粮政策工作,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许多积极分子带头交纳公粮,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又有一支强有力的征粮队伍,所以,征粮的进度和质量都比较好。一些想拖欠不交的地主,以是发动群众揭发斗争,极少数的把家长抓起来进行押交。总的说来,当时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各级干部对征粮工作认真负责,措施也得力。但由于缅宁解放的时间晚,征收1949年公粮的后期,正是1950年庄稼成熟收割之时,许多群众就是拿50年的大春收入先交49年的公粮。所以,49年的公粮任务完成得不错,而50年的任务就成问题了,到后来,不仅部分农民群众交不清,就是对一些地主采取押交等强硬措施也交不清,最后还是没有完成指标任务。
   
在征粮中,我们发现“边纵九支队”所属的一部在缅宁活动时和朱家璧路过缅宁向群众借用的一部分粮食,群众手里还保存着他们写的借据。经我们讨论研究,并请示大理地委同意后,都在征收1949年、1950年公粮时凭当时所立下的收据如数还给了群众。这样做的结果,群众很满意,他们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说话算数,真讲信用,说要还我们就还给我们的啊!”,“九支队借用粮食由现在人民政府来还,共产党到哪里都是一家人啊!”等等。得到群众的好评,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政府与广大群众的关系。
   
二、救济贫苦农民,帮助群众发展生产:
   
缅宁解放之初,国民党留下一个贫穷落后的烂摊子,人民手中粮食奇缺,特别是那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生活更为贫困。有些农民出于对党和新中国的热爱,积极带头交了公粮后,家里已无粮食吃了。为了帮助贫苦人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县人民政府拨出了一批粮食进行救济,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这些贫苦农民第一次得到人民政府发给的救济粮后,无不感激万分,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
   
与此同时,县委、县人民政府还号召全县各族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在乡、村政权和农会组织的帮助下,通过换工,变工等办法,进行群众性的生产自救。其次,我们还针对那里当时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落后,不重视施肥,种白籽地、栽白水秧,把肥料用火烧掉,水田一般不复种小春等特点,帮助群众改进耕作制度,提高耕作技术,合理施肥,合理密植,试种小春,籽种由政府调来供应。另外,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由县里出面,组织兴修了一条由缅宁西河铁锁桥至后寨的大沟,既解决了沿沟农民和县城居民的饮水问题,又解决缅宁坝子的一部分农田灌溉问题。
   
这条水沟,据群众反映:在解放前曾测量过若干次,花费了不少钱,吵过不少的架,但均未实现。人民政府成立后,群众一致要求修这条沟,我和有关同志亲自去了解察看了水源,沟道和受益情况,而后经集体研究,决定用民办公助,以民办为主的办法,组织受益地区的农民自力更生进行修筑,政府只拨出一部分补助粮食,没有补助资金,没有仪器,就“土法”上马,用目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努力,水沟很快修通了。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农民蕴藏的伟大力量,受益群众纷纷说,不是共产党来到缅宁,这条沟不知还要多长时间才能修通,现在是人民政府,为人民做事,说做就做,不像国民党说了几年也不做。
   
三、严禁鸦片:
    
根据上级指示,在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我们在进行征粮工作的同时,立即开展了禁止种植、贩卖和吸食鸦片的运动。查禁和没收了一大批鸦片烟。后来,一部分当众焚烧销毁以教育群众,进一步认识政府禁烟的决心和大烟危害的严重性,一部分上缴给国家处理。这个措施,它关系到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健康,所以一开始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烈的拥护。
   
四、取缔反动一贯道,消除匪患:
   
缅宁地处边疆,敌情比较复杂。我们建立了人民政权之后,随着阶级斗争和各项工作不断深入发展,一小撮不甘心灭亡的阶级敌人也在采取对策,蠢蠢欲动。城里的一贯道在暗中造谣说:“共产党的天下不长,耿马、双江的队伍会很快打进来的。”乡下有些地霸也在背后活动。
   
发现这些问题后,经县委研究决定,立即抓捕了6、7个一贯道道首。各乡经县委批准,又抓了几个罪恶民愤大的恶霸。其中罪恶民愤较大的一贯道道首和恶霸,报经大理地委,第一次枪毙了6名。
   
匪情方面,由于我们在接管时,对曾光鑫等几支起义武装的处理上比较果断坚决,加上清理收集了民间的私人武器,缅宁县境内,表面上看来比较平静。但我们一直保持警惕性,每逢过年过节特别注意防范。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到1950年中秋节时,马台工作队的两位同志轻敌麻痹,失去警惕性,他们认为大江大海都过来了,难道阴沟里还会翻船。他们没按县人民政府的通知,到指定地点集中,以防万一,反而个别出去活动,结果被土匪杀害了,实在是惨痛的教训。
   
同时,那招的群众向县委、政府反映,那招的周洪耀是个抢人的惯匪,要求政府把他抓起来杀掉,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后来,我到乡下检查工作时,根据群众的要求,经过调查研究,决定由我带去的几个公安战士与在那里的征粮工作队配合去缉捕。但由于布置不够周密,在包围周洪耀家住宅时,被他发现了我们的行动,从家里丢出一枚手榴弹,炸伤了警卫员杨德林同志的手。周洪耀乘机逃脱未捕获。
   
1950年中秋节前,获悉以彭肇模为首的双江土匪武装和耿马反动土司武装扬言:要攻占我缅宁、云县、蒙化。他们妄图分别由耿马、双江两路夹攻,一举攻下缅宁城。当时,我军驻在缅宁的只有一二〇团第三营,难以同时消灭双江、耿马之敌。我们星夜去顺宁搬了一个营来,由赵世英同志率领乘黑夜从蚂蚁堆插至缅、耿边界,三营由缅宁城出发,按约定的地点,与赵世英率领的部队汇合。但我们的部队到达耿马地界时,敌人已闻风逃走,扑了空。部队又迅速返回缅宁,为了隐蔽我军行动,大部队未进县城。由赵世英同志带领干部星夜进城,研究消灭进犯博尚之敌的计划。经研究,决定由公安队的18人和部分机关干部负责守城。会议结束,赵世英同志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博尚指挥战斗。第二天,天刚亮,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敌人见势不妙就往双江方向逃跑,敌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退回双江的路上,我军早已布置了埋葬他们的伏兵,堵死了敌人的退路。战斗一打响,敌人纷纷向后逃跑,我军枪一响,敌人纷纷倒地。战斗结束后,打死敌人200多人,活捉100多人。敌人全部歼灭。100多俘虏押回县城经过教育后,士兵释放回家,头头由我们部队押走进行教育审查。
   
在这些俘虏兵里面,隐藏了一个彭四的参谋长,被士兵检举出来。我一看,就是彭四曾派他表面是愿接受党的领导为名,实际是来侦察我们的敌探。当时他说,彭四叫他来洽谈,他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欢迎共产党。由于我们没有识破他的阴谋,还写了一封信叫他带回去交给彭四,向他宣传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和约法8章,并表示欢迎他率部前来缅宁接受收编。而敌参谋长被检举后,有几个俘虏兵又检举说,这个敌参谋长那次来缅宁把我们党政军领导的年龄、特征、衣着等情况都侦探回去告诉了彭四。敌人在双江未出动之前,就已安排了5个能打会抓的彪形大汉,准备在攻下缅宁城以后抓我们的党政军领导,先抓县长。这些事实,不仅说明了当时缅宁县对敌斗争的复杂性,也说明了这些不甘心死亡的反革命武装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他们往往是被消灭一点舒服一点,被彻底消灭就彻底舒服了。经过这次博尚之战,把他们消灭得比较彻底,使残余之敌闻风丧胆,再也不敢来窜扰了。从此,缅宁和缅宁周围逐渐平息、安定了。
   
五、统战工作:
   
缅宁县属于边疆地区,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好不好,对于当时尚未解放耿马、双江等邻县影响很大。因此,上级反复强调在执行政策上,比内地要放宽些,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做好统战工作。在顺宁还未出发到缅宁之前,王砚泉同志就代表大理地委指示我们,对原有的旧人员要全部包下来,不要随便处理,个别需要处理的,要经过地委批准。我们接管了旧政权,建立人民政府时,结合缅宁实际,认真学习和贯彻王砚泉同志代表地委所作的这些指示精神,对旧县府的起义人员,按照党的政策,分别给予安排适当的工作,包下来了。乡一级的旧职人员,在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运动之前,基本上没有动。教育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不歧视他们。表现好的表扬,差的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靠拢共产党,靠拢人民,逐步树立为人们服务的思想。
   
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参加党和人民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无论是在全国的革命事业还是在我省革命事业的斗争实践中,都起过积极的带头作用。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接管了旧政权后,就开办了一期以中小学教师为主的知识分子学习班。学习内容,主要是进行形势、任务和党的政策教育。通过学习提高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觉悟,组织他们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在征粮、剿匪中,这些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民族工作方面,首先由我们的部队起了带头作用。他们每到少数民族地区,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对地方工作人员也经常进行民族政策教育,要求大家到民族地区工作,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平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仅各种代表会议都有各兄弟民族的代表参加,而且我们还分别同兄弟民族的代表进行单独座谈。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于他们提出要求帮助解决的问题,凡是能办到的,我们都及时给予解决。在经济工作上,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贫困,政府优先给予照顾。为了改变其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一方面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一方面鼓励支持他们办学校。开始多数地区学校办成功了,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不同意办。如接近耿马的倮黑族(即拉祜族),在县里召开的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把他们的代表请到县人民政府座谈时,我们提出帮助他们办一所学校,教师和经费都由政府负责,到会代表已表示同意。事后我们真的物色了一个倮黑族青年小知识分子去当教师,他们又写来一个报告说“希望政府可怜我们,不要办给我们学校。”所以,这个地方就暂时没有办,搁下来。
   
争取外逃人员的工作量也很大。因为我们接管旧政权时,周围的双江、耿马还未解放,加上刚接管时,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政府又管不了那么多,有些人想出去就出去。后来,我们对这些人,按照党的有关政策,通过各种方式尽量做争取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抓得好,会起到分化瓦解敌人的作用,对于当时还未解放的邻县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注意做了这项工作。如刘桂武是缅宁的五毒之一,我们未到缅宁之前,他就逃到耿马去了。我们接管了政权后,旧人员全部包下来,再加上认真宣传党的政策,他知道后写信给他家里说:他想回缅宁来。我们知道这一情况后,就给他写信去,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欢迎他回来。但我离缅宁前未见回来。当然也有个别争取回来以后,以为对基层干部政策教育不够,处理不够恰当,影响了争取外逃人员的工作。如寿山乡(即斗阁)有个大地主,他逃到沧源区同岩帅头人田兴文打亲家,叫田兴文保护他。后来,寿山群众起来了,纷纷要求政府把这个人要回来斗争。我们通过沧源的同志做田兴文的工作,要他把这个人送回来,并同田讲清楚,群众清算斗争完毕后又送回去。田兴文按我们的意见放这个人回到缅宁。后来,寿山乡的民兵来带回去斗争时,我们曾向民兵作了清楚的交待:“你们拿回去斗争可以,但不得打死掉。”可是,这些民兵带到半路就把他打死了。我们知道民兵把这个人打死以后,觉得让田兴文失信了。又去请沧源的同志帮助我们做田兴文的工作。田兴文听了以后说:“我是相信共产党的,共产党不相信我。”结果,不仅让田兴文失了信,群众也斗争不成有意见,造成不良影响。
   
另外,在执行党对起义人员政策方面,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有些值得总结的问题。如经地委批准把起义人员国民党缅宁县长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彭桂萼和副主任邱振声作为统战对象安排任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在反霸斗争中,我到寿山乡去了,县委书记到昆明开会去了。而公安局长未经组织研究决定,就把这两个人   捕起来了。我回到县政府,同志们说彭桂萼、邱振声都抓起来了。我听后去问公安局长有无此事,他回答说:有。接着我出于党的组织原则,耐心地对他说:“他们是经过大理地委批准任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抓,应先请示地委批准。”可是,他却以很不冷静的态度说:“群众说抓就抓了嘛,还报什么。”我看再说他也听不进去!只有等县委书记回来同县委书记说。
   
县委书记回来后,公安局长在我去找县委书记之前就已找过县委书记了。待我找到县委书记时,他说:公安局长说的群众说抓就抓,不需要批准是对的。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县委书记也同意公安局长的做法嘛,我觉得有意见也没有再说的必要了。但因彭桂萼在缅宁的知识分子中,特别是教育界影响很深,把他抓起来以后,对知识分子震动比较大,甚至有些人思想紧张不安。不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对革命事业不利。所以,我把县城附近所有的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人民政府会议室开会。同他们讲:“彭桂萼抓起来了,彭桂萼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你们不要同他混在一起,各人的事是各人的。你们各自搞好自己的工作,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会正确处理的。”至于我同县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分歧,既不能同教师们讲,也不能同其他同志讲。这是一个党员应遵守的组织原则。
   
关于邱振声、彭桂萼的情况,我们到缅宁以后,那里的一些干部、群众曾向我反映过,邱振声曾当过北伐军的团长。彭桂萼是个文化人,缅宁县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他对边疆曾做过些调查研究,写过十多本书。当然他后来当过伪国大代表,伪县长,支援景谷叛匪李希哲叛乱,杀害革命志士等,其罪恶是严重的,但他终究是响应卢汉起义通电,向我党投诚起义了,邱振声也是向我党投诚起义的。同时,地委已明确指示,需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安排他们做缅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我们接管了缅宁县以后,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异常表现。按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不应该抓他们。
   
其次,是小学教师杨春理抓起来押交公粮的问题。这是在1950年征粮中发生的事。杨春理被抓后,有一个青年教师来向我反映,文邦乡把杨春理和他父亲一齐抓起来押交公粮,他原来是读书人,从学校毕业后就一直教书没有当过家,但他没有说该抓的意见。听后,我亲自到文邦乡的圈腊大寨(即现在的青华)去了解,当时还未划分成份,但从他家的房屋和陈设情况看,是地主无疑。接着我又询问了杨春理本人的情况,他是20岁左右的青年教师,毕业后就教书,没有干过别的事,应该同他的父亲区别对待。而他的父亲是家长,人还在押。我告诉乡政府说,抓他父亲押交就行了,把杨春理放回去教书。我认为这样做体现了党的政策。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那个阶段的工作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我觉得缅宁是民族杂居,又是边疆县,其县内和周围情况很复杂,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和各项政策,认真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族各界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一小撮不甘心灭亡的反动势力,才能巩固边疆,建设边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云、顺都出现了土匪暴乱,而我们缅宁却比较稳定,各项工作的开展也比较顺利。这就是有力的证明。
   
这个材料,因为事隔30多年,现在回忆起来,有些情况不一定记得那么准确甚至有错,仅供参考。(摘于《中共临沧县历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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